近期，全国30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筹备“中国东方学会”。一些学者还就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东方学基本理论的建构、东方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特别是东方学与“一带一路”的关系等问题积极撰文论述。学者认为，中国的东方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史料和理论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东方学与“一带一路”有“亲缘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表示，作为一门学问和学科的“东方学”起源于欧洲，是西方人研究东方各国历史文化及现实问题的综合性学科。中国的“东方学”于20世纪初兴起，在学科方法上受到西方“东方学”的启发和影响，但主要是基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并发挥中国学术文化优势，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淀。

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侯传文认为，东方学与“一带一路”有着天然的联系。古代丝绸之路原本就是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今“一带一路”继往开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纵横交错，涵盖了整个东方文化区域，更加充盈了东方学研究的时空。

王向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东方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东方学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和理论支持。侯传文认可这一观点，并提出东方学研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方学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可以为个人、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提供帮助；二是东方学的总体研究，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凝聚力；三是东方学的比较研究，能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话与交流。

东方学的研究领域直观地说明了其与“一带一路”的“亲缘关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跃进表示，东方学按传统学科划分，有东方哲学、宗教、历史等；按空间区域划分，有亚洲学、东亚学、南亚学、东南亚学等；按照历史文化共同性问题划分，有丝路学、西域南海史地学、敦煌学等。这些问题都与“一带一路”密切关联。

更好地认识自我和他者

王向远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宏观理论问题，就是“东方/西方”的问题。“东方学”所特有的学术立场，就是站在“东方与西方”二分论的立场上看问题。

“现今，中国与历史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亚洲各国，成为新的东方世界，可以简称‘新东方’。而丝绸之路末端的欧洲及大西洋彼岸的美洲等，形成了新的西方世界，可以简称为‘新西方’。全球地缘政治上的‘新东方’与‘新西方’的形成，是理解中国国际处境的一个视角，也是理解‘一带一路’的一个出发点。”王向远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充盈的经济能量通过“一带一路”自然地向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流动。而“新东方”也得以站在新的起点上与“新西方”展开对话、合作与交流。

侯传文表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既要清理西方东方学基于欧洲中心的“东方主义”，也要注意避免基于“华夏中心”和“东方中心”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以全球化的眼光和世界主义的胸怀进行东方文化研究，平等看待多种文化，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黎跃进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全球的一部分，研究东方不是为了与西方对抗，而是更好地认识自我和他者，借鉴互补，进一步完善自我，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

加强中国东方学学科建设

王向远认为，加强东方学的学科建设，东方语言专业的完善是基础。但以单一语种为专业、以单纯语言学为学科皈依，难以进入跨学科研究的广阔视域。

侯传文表示，中国的东方学学科体系建构，既要尊重历史和当下的学术实践，又要合乎学理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建构东方学学科体系：一是东方学的基础研究，以各分支学科为支撑；二是东方学学科史研究，包括中国东方学史、西方东方学史以及东方其他国家的东方学史等；三是东方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属于中国东方学学科的上层建筑。由此形成以学科理论为引导，以学科史为支撑，以东方国别研究和分门别类研究的分支学科为基础的中国东方学学科体系。

黎跃进建议，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应当在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得到推进。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源蕴藏着东方学研究的宝藏。

总体研究和比较研究最能体现东方学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侯传文介绍道，他参与的课题组正在进行“东方文化史”研究，其特点是在对东方文化进行国别研究和分区域研究的基础上，突出总体研究和比较研究，包括区域文化内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比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

（原标题：“一带一路”为东方学研究提供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