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的一个午后，我们登门拜访绘成这些经典之作的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靳尚谊。自十五岁入学手执画笔以来，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靳尚谊始终保持着作为画家的朴素姿态，为中国油画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他在探索中耕耘，在创造中前行，以独特的笔触表达着他对时代、对社会的理解与感悟。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民网与您一同走进这座靳尚谊亲自构筑的肖像画廊，透过一张张刻画细腻、饱满生动又意味深远的肖像画，感受靳尚谊画笔下的时代变迁。

“改革开放给中国油画增添了新的活力”

人民网：您的作品《塔吉克新娘》被称为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开山之作，率先将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同欧洲古典油画相结合，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创作方法呢？

靳尚谊：《塔吉克新娘》是我在1983年的作品。在1979年前往欧洲学习之前，我认为自己的油画基础还可以，但那年在欧洲看了大量从古典到现代的原作以后，我将自己的油画作品与之对比，才觉得自己的水平远远不够。无关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是基础问题中的造型问题没有解决，在国内许多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都认为自己画得很好，我就是其中一员，如果不看西方原作的话，根本没办法发现这个问题仍旧存在。

此前我们的油画创作都是用现代的、写意的手法，边线的处理比较虚，这样的处理方法就造成了体积转折不够、厚度不够。1980年我在美国探亲时，尝试利用古典的形式，把体积做得彻底一点，边线很清楚地转过去，让作品的厚度加强，这样一来，画面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回国以后，我用这个办法画了一些人体肖像画，其中就包括《塔吉克新娘》，我们的教员看过后，认为我的风格变发生了变化。当时画界和理论界认为，中国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实际上我没有刻意追求什么风格，只是通过研究基础问题而提高了水平，仅此而已。

人民网：此次欧洲之行对您的艺术创作启发很大。

靳尚谊：在欧洲学习时，我反复地看油画的原作，这非常重要。看原作不是扫一眼就过了，得不断地看，才能分辨出作品的好坏。不看原作，光闷头画画是不行的。油画是西方的画种，我们国家没有油画传统，也就鲜少有接触原作的机会。通过不断地观察大师的高水平之作，画家便能在脑海中辨别作品水平的高低。看多了之后，使自己熟悉油画的标准，熟悉了，自然就能画好了。要想把画画好要解决基础问题、造型问题，起初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在欧洲学习时看过原作后才发现还差得远，自己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靳尚谊家中书房

人民网：您曾经提到中国油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靳尚谊：改革开放对中国油画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能看到的欧洲画作很少，偶尔有几次展览，时间也不长。改革开放后，随着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交流日益增多，画家也有更多机会欣赏原作。1979年我先后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学习，尽可能多地接触原作，这对自身油画水平的提高、油画语言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此外，改革开放这些年中，我们接触到了世界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绘画，这也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画家创作的风格和题材。自1978年以后，尤其是8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间里，中国油画的画风变化很大，每一位画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个性进行创作，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风格，题材也更为广泛。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改革开放给中国油画增添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油画的发展。

人民网：如您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油画的题材日益丰富。而您是通过肖像作品作为人民精神生活的写照。您为什么选择用肖像画来记录时代？

靳尚谊：每个人选择的题材都跟自己的能力和兴趣相关。我以前也创作过一些多人物、大场面的作品，但后来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不够，画起来有些吃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出现，在那段时间里，西方的人物画非常发达，宗教画、历史画等均以表现人物为主。达·芬奇的肖像画《蒙娜丽莎》就是享誉世界的作品。在欧洲学习过后，我认为肖像是油画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画人其实最难。既然我画多人物、大场面吃力，那我就专攻肖像画这个题材，把自己的绘画水平再提高一些。

另外，我对人物肖像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人是社会的主体，通过一个人的肖像可以表达各方面的社会现象和情绪，表现丰富的社会内涵。人是社会的中心，而人本身的形象和造型的特点既单纯又丰富，表现起来难度很大，但又最富于张力。我把自己在艺术上的追求集中在肖像画这一小范围上，既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同时，我通过我的画笔为中国人造像，表现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也是一个中国画家的职责。

靳尚谊与采访团队合影

人民网：这四十年积累与创作，奠定了您在画坛中的地位。您认为改革开放给您个人的艺术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靳尚谊：我主要是在肖像画方面做了尝试和探索，这体现在风格的变化。比如《瞿秋白》更偏古典；到了《画家黄宾虹》中又融入了水墨画的中的写意元素。但是无论风格如何变化，作品都是表现对象本身的。

除此之外，我经常在画作中表达自己对时代、对社会的感受。在我1997年的作品《老桥东望》中，意大利的修女在古代佛罗伦萨的城市背景下祈祷，但是她的眼睛有点斜视，这是我当时在意大利考察时的感受。意大利是欧洲宗教气氛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佛罗伦萨里几乎没有现代建筑。但后来，我通过观察发现当地有些年轻人已经不大信仰宗教了，于是我通过这幅肖像画，把这一现象表现出来。

还有一幅2001年的作品《醉》，画的是日本的艺伎。当时我想表现的是亚洲在现代化以后出现的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其中包括画中醉生梦死的消极人生态度。所以，在我的肖像画里会蕴藏比较复杂的社会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