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荣坤  王添艺  刘源隆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样的宣传展示活动。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文保工作中来，躬身力行守护文物和文化遗产。

“长城保护员要不断学习”

长城脚下，北京延庆八达岭镇石峡村风景秀丽。站在村口举目望去，蜿蜒的长城环绕着村子，金城千里、地阔天长。

石峡关长城属于八达岭长城砖石长城的一段，建于明代，总长约8公里。这里深沟险隘，极为险要。

“90后”女生董甜甜，是土生土长的石峡村人，也是村里6位长城保护员之一。村里的8公里长城路，她几乎每天都要巡查一遍，捡垃圾、清杂物，确保长城的每一块砖石都得到妥善保护，一趟走下来就是8个小时。

“小时候，我对我们村和长城知之甚少。”董甜甜第一次登上长城，还是在小学五年级，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八达岭长城景区。“当时，我一下子就被长城的雄伟壮丽所震撼。”那时，董甜甜意识到，她是生长在长城脚下的人，在一定意义上，长城就是家乡。

2007年，从20世纪80年代就自发保护长城的石峡村村民梅景田推动成立了“长城志愿者保护协会”，得到了全村人的支持。当时上中学的董甜甜开始了解到梅景田守护长城的故事，一份守护家乡的责任感在她的心底凝聚。

2019年，北京市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招募长城保护员。董甜甜毫不犹豫报了名，通过自学文物和文物保护法相关知识，她通过了各项考试，成为村里首批长城保护员之一。

光荣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每天对长城的巡查并非易事。“山路崎岖，有的路段非常不好走，遇到雨雪天气后，道路泥泞湿滑，摔跤是难免的。”董甜甜说，巡查路上遇到野生动物也是常有的事，其中碰到蛇是最危险的。

让人高兴的是，每年北京市和延庆区的文物管理部门都会邀请专家对长城保护员进行文物、法律、急救等各方面培训，董甜甜对知识如饥似渴，培训之余，她还买书自学。在她看来，“长城保护员责任重大，需要不断地学习”。

“接续努力、久久为功”是习近平给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乡亲们的回信中的殷切希望。

董甜甜的女儿今年8岁。“周末她写完作业，我会带她一起上山，给她讲长城的故事。”董甜甜说，希望女儿从小就树立长城保护意识，也培养她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我们一定不负重托，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守护好。”

“让更多人看见岁月的留痕”

“叮叮嗒嗒……”每逢整点报时，宛如城堡般的“珐琅楼万寿无疆升降塔钟”便“苏醒”过来，几百个零件精密运转，九层宝塔缓缓升降，神态各异的装饰人偶起舞奏乐，栩栩如生。这座融合了古代顶尖科技与艺术水平的机械钟，每每展出都吸引着众多游客流连驻足。它是故宫博物院的古代钟表修复师亓昊楠用半年时间修复还原的。

十多年前，亓昊楠刚进入故宫文物修复组时，古钟表修复还是鲜为人知的“冷门”手艺。很长一段时间，钟表修复团队只有他和师父王津两人。

随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曾经冷门的文物修复行业涌起阵阵热浪，当年团队里的“独苗”徒弟，如今已经成为3名传承者的师父。特别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后，关注、喜爱钟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节目播出第二年就有一万多人‘报考’故宫。”亓昊楠说，年轻人大胆的思路和更多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传统的文物修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亓昊楠都是在忙碌中度过。“凝时聚珍”中英钟表技艺交流展、“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等展览接连举办，亓昊楠奔走各地，为文物们保驾护航。“能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钟表的魅力，这种忙碌特别幸福。”近年来，亓昊楠所在的文物修复团队与颐和园、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等藏有古钟表文物的文博单位合作，成立“古钟表联合修复室”，帮助更多钟表“动起来”。他还与师父王津合作出版了《我在故宫修钟表》等读物，发布制作了1400余条短视频。

工作十几年来，100多件珍贵的钟表文物在亓昊楠的巧手“医治”下重新焕发活力。“我希望文物保护的钟摆永不停歇，让更多人看见岁月的留痕。”亓昊楠说。

“大家对考古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刚从事这个行业时，家人和朋友并不了解我的工作，很多人甚至把考古等同于鉴宝。”每次碰到人们对考古存在认知误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田伟都会普及一番：“考古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考古研究的对象都与人有关。”

田伟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参与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

考古工作充满未知，当考古工作者挥动手铲进行发掘时，并不知道下一铲触及的是惊喜，还是失落。“2022年，我首次担任领队，主持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工作，便收获了喜悦。”田伟娓娓道来。原以为只能挖到冶铜遗物，结果不仅发现了夏商时期的冶铜遗存，还揭露出一片商代墓地。在最大的一座墓葬内出土了青铜器、绿松石器、玉器等多种随葬品。这是迄今所知商代初期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贵族墓葬。

近几年，田伟观察到，大家对考古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大部分人都对破坏文物的行径感到可耻，公众对文物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博物馆越来越热。“这种改变离不开官方举办的各种活动和媒体宣传，比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举办。”田伟说。

田伟认为，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全面提升公众保护文物的理念，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公众普遍能认识到较明显的文物如古代建筑等的重要性，而考古遗址也属于文物范畴，但对此知晓的人并不多，更不清楚应当如何保护，科普力度还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