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记古国，也是传记大国，但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与古代传记关联不太大，是伴随新文学的发生而逐渐创生出的一种新文类。这种在“五四”时期与小说、新诗、散文、话剧并列存在的新文体，在新文学奠基者的理论倡导和实践下，进入中国新文学发生现场的核心地带。新文学作家纷纷尝试创作传记文学，以此作为反抗旧文学、建设新文学，完成“给文学开生路”的伟大愿望。将传记从传统史学教条中解放出来，并充分肯定其文学属性，在新文学范畴内赋予其文体创生意义，是标志“文学革命”取得重大成就的成果之一。胡适、郁达夫等主倡者把传记文学作为一种新文体予以推介和建设，对推动现代传记的创生并在1920年代结出第一批硕果作出了奠基性的巨大贡献。在现代文学30年间，作家传记自成一体、一脉，涌现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现代传记在源头以及此后20多年发展历程中与“新文学”趋向合流，因此，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理应将作家传记包括在内。现代传记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中缺席，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学界关于传记本体属性的认定存在分歧，使现代传记难有学科归宿。从对其历史属性的单一界定，到对文学属性的充分肯定，再到对历史与文学双重属性的体认，学术界目前尚未达成一致。在历史学科中，现代传记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研究工具，其文学性不是太受关注；在文学学科中，现代传记通常被认定为阐释传主或佐证真伪的基本材料，但对历史学维度上的真实观及其书写方式颇有抵触；若在历史和文学外，现代传记则成为“被放逐的流浪者”。学界对现代传记本质属性的认定和理解不一致，影响其在学科归属和述史原则上的认定。由于长期以来对传记本体的固有认知（属于历史）——作家传记只是作为阐释作家或用以佐证文学研究的资料，因此，也使得现代传记一直未被纳入文学史叙述的骨干架构中。

二是目前的文类划分和文学史学科体制，没有在源头上将传记包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即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分法”以及以此为线索和骨架形成的文学史述史结构及书写对象，长期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定为某种模式。在具体实践中，小说、诗歌、散文占据文学史书写的核心地位，戏剧也很重要，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独立而一般不再在文学史名义下予以重点叙述，至如随笔等边缘文体或被纳入散文中，或根据文学史时段甚至述史者个人喜好而决定其有无。

三是现有的学术研究方法或范式使作家传记创作、研究与文学史的关联不大。与其他题材传记相比，作家传记的作者多为高校及科研院所教授、学者、作家，具有较突出的资料性和学术研究性质，能对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提供强力支撑。反之，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也为作家传记创作提供了理论、方法和学术观点上的支持。彼此间形成的这种互源互构关系，本是确保学科和文类持续繁荣、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但由于目前作家传记的创作、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互动不多，二者的协同发展也一直难以形成。

打破固化模式，在“大文学史”理论烛照下寻求文学史书写的新可能，成为文学史家努力的方向。事实上，作家传记一直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同向而进，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从鲁迅的《朝花夕拾》、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胡适的《四十自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等众多自传精品，到沈从文的《记丁玲》《记胡也频》、李长之的《鲁迅批判》、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他传力作，以及以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沙汀的《记贺龙》为代表的由新文学名家创作的诸多历史人物传记，不仅为推进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其本身也是具有丰厚审美意蕴的新文学作品。这些以非虚构和文学性见长的传记名作，在其文学价值和影响力方面，都堪比肩同时代出现的“四大文类”作品。由于文学史家述史理论和实践的滞后，使这些经典之作的文学史价值及意义没有得到深入、有效阐释。

如何入史？以作品为中心，以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朱东润、沈从文等主要传记作者为基点，以古今和中西交叉影响下生成的传记思潮或现象为焦点、线索，对发生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发展史予以梳理、阐释和文学史定位，就显得迫切而重要。对现行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的述史结构予以调整，加入现代传记的内容，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是教学型文学史著作，为求取实用、简便、易学，可在不同时段专设一章或分节论述。如果是学者个人著史，考虑到体系上的连贯性、系统性，可把现代作家传记作为一个整体单独设立一部分，然后分章论述。比如，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发展可作为两个阶段或论题分别予以论析，在此过程，对思潮、现象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重点讨论。以教学为目的的集体著史方式和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学者个人写作，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目的、产生不同效果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如果说集体编著的文学史往往因为参与者在文学史理念、学养与观点上的差异而导致著作内部章节之间缺乏连贯性，难以形成文学史书写的特有个性和风格，那么，学者个人著述因在角度、体例、风格、内容、观点等方面都各各不同，因而，一般不但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发生，还可以在文学史理念与实践方面提供新经验、新形式。考虑到目前现代传记研究力量的薄弱性和相关成果往往不同程度存在争议性，故在涉及该内容时应提倡两种模式的互融与互鉴——既要充分鼓励学者个人著史并充分吸纳其最新研究成果，也要考虑到集体著作中通行的文学史观点。

搞清楚版本谱系和文本演变情况是从事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前提。因很多长篇作家传记都存在版本问题，所以在对重要作品文学史意义作阐释之前，都要有详尽系统的版本梳理和考究。对版本谱系和文本演变的梳理和研究，是从事文学史写作的基础，否则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判或错解。

综上，作家传记是以作家生平、生命及其文学创作为审视向度和主述对象而综合生成的现代传记之一种。它不是专事辅助他者的工具，更不是无足轻重的摆设，而是与“四大文类”及其思潮并列存在的主体之一。因此，应考虑如何入史、入哪些的问题。如今我国传记创作、出版与阅读已超过传统“四大文类”而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考量并确证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价值，既有历史和现实呼求，也有文学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当然这不仅涉及述史理论、文学史结构、经典认定与重评等深层命题，需要学术界持续论证，以确证其入史的合法性、可操作性；同时，在实操层面上，还涉及思潮阐释、作家筛选、文本解读等诸多具体问题，需要学界同仁投入热情和智慧予以解决。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